每次回內地，我總感到壓抑。

　　回到家鄉，免不了隨父母參加各種飯局，在觥籌交錯的酒桌上坐立難安。倒也不是因為我與同席的親朋有何深仇積怨；只是他們無所顧忌如潮水湧來的連環發問時常令我喘不過氣。問成績，問戀愛，問開銷，問未來規劃。末了還要對我的生活現狀、人生目標進行一番指點；即使以我的年齡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已是法定有完全自主能力的成人了。

　　中國人普遍對人與人之間「邊界感」的踐踏實在讓我困惑。密爾在《論自由》中闡述，只要一個人沒有對社會中的其他人造成影響，那麼此人可以選擇做任何想做的事，而社會也無權對此進行干涉；這是僅與自身有關的個人自由（牛雲平，2017）。但在中國，社會大眾習慣對他人的個人生活選擇指點江山：遠親近鄰都可以對你的婚姻狀況、工作收入隨意發問，全然不覺事關他人隱私；之後還要擺出一副「專家」「過來人」的姿態向你提出建議：你該這樣，你該那樣；你該跟那人離婚，趕緊去生小孩，越多越好。把這份工辭掉吧，沒前途！對了，我給你介紹個對象，你們見面吃飯聊聊！

　　對此我曾深思良久：是中國自古以來重視家族聯結、鄰里關係的傳統美德，還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令人們習慣性地模糊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界限嗎？就像《孟子》對理想社會的描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許正是如此才讓中國人對個人空間不敏感；也許這是熱心、樂於助人的一種體現。

　　然而，我的切身經歷又提示我事實好像並非如此：在內地生活多年，我絕少感受到鄰里和睦，更遑論陌生人間的互幫互助。

　　我曾在美國西岸的一座小鎮生活過一年；初去時最不習慣的是陌生人之間竟也會打招呼。同一片社區的人即使不相識，在路上相遇也互相問好；甚至在街上我有時都會收到陌生人的微笑致意。此前十多年在中國的生活讓我早已習慣了避免跟陌生人有任何眼神接觸；習慣了數年未同僅有一牆之隔的鄰居講過一句話，儘管我們每天在電梯內低頭不見抬頭見。大洋彼岸的全新社會規則讓我無所適從。來到香港之後，我也才驚異地發現原來對宿舍的工友姊姊說「早晨」「多謝」「辛苦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原來幾乎每位同學走下校巴時都會對司機道一聲感謝。而這些在內地是極難想象的。對陌生人釋放友善竟如此簡單、如此普遍！

　　我之前關於大陸人「因為慣於互助而忽視個人邊界」的猜測難以立足了；我們對陌生人的態度實在很難說是「友善」。證明這一點的不只是我自身的經歷。震驚世界的「小悅悅事件」[1]中，十八名路人對被貨車多次碾軋、奄奄一息倒在路旁的兩歲女童視而不見，未提供任何救助，甚至無人報警、叫救護車；該女童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余小雨，2011）。

　　為何當代中國人可以肆意侵犯身邊人的邊界，而又在同一時間對陌生人冷漠無比，甚至對需要幫助的人視若無睹？這與中國大肆宣揚的「集體至上」密切相關。

　　生活在內地，「集體」避無可避。自小學起「校服」便貫穿中國學生十二年的校園生活。高矮胖瘦各懷心事性格興趣各異的男男女女被包裹在統一樣式的寬大運動服中，被機械的鈴聲從教室趕到操場；如此數年，再離經叛道的也能被打磨成工廠流水線上的標準零件。中學時，我的老師甚至要求女生統一髮型，排成一隊遠遠看去就是一片高高低低的蘑菇。即使有一點個性，也早已被埋沒在這樣的強制統一之中了。而整個國家一元的意識形態，高壓的言論管控，層級分明的官僚制度，無疑加劇對「個性」「自主」的扼殺，令個人難以脫離集體存活。其實只有學會尊重自我、珍視自我，認識到個人的尊嚴和價值，才能由己及人，也看重他人的生命、自尊、個性，以致形成對全社會的關心。如若連自我都不被承認，又怎麼可能尊重其他個體呢？也不難理解為何中國人如此缺乏邊界感、對受苦難的他者如此冷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