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他的父母出於善意，勸他住口，以免在「政治敏感時期」被「有心之人」利用。他便屏蔽了家人繼續發。然而沒過多久，有人告訴了他的家人——由此可見，「朋友圈」裏確實並不都是「朋友」——他就屏蔽了和他家人有聯繫的微信好友，卻不知怎的家人又知道了。於是他試圖排查告密者，每次發朋友圈都屏蔽一部分人，看看發哪一條時家人會知道⋯⋯沒過多久他放棄了。「不是因為效率太低，」他說，「主要是沒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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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沒勁」，是因為他發朋友圈是為了表達觀點，而當他需要為自己的觀點篩選受眾群體的時候，就已然揮起了自我閹割的刀。這把刀會把人的大腦越剁越爛，直到變成一灘腐爛的肉泥。大腦變成肉泥，就不再產出思想，那對他這樣的人而言，便等同於死亡。

 

　　眾所周知，太監是最見不得帶把兒的男人的。同樣，腦子挨了一刀的人也見不得沒挨那一刀的人，因此他們也舉起了刀。刀通常有三種，一種叫「告密」，向朋友圈魯迅的父母揭發他的神秘人就是此類。「告密刀」是比較鈍的，一刀下去雖然疼，卻未必砍得斷。

 

　　磨得鋒利的「告密刀」就是「舉報刀」。似乎只在簡體中文互聯網，「舉報」和「告密」是近義詞，因為舉報是否成功不看你是否觸犯法律或平台規定，而是看你是否犯了審查者的忌。比如，前些天，辯手邱晨被扒出2014年發表的支持佔中言論，一時間網民群起而舉報之。由於佔中並不嚴格等於港獨，所以罪名乃「有港獨傾向」，「傾向」二字簡直堪稱當代中文妙用之典範，令人嘖嘖稱讚！果不其然，立刻引起官方批評，邱晨宣佈關閉一切社交賬號，我們又見證了一位公眾人物的賽博死亡。顯然邱晨的噤聲比朋友圈魯迅要快得多；而如果有人舉報後者，他的微信賬號或許也會立刻消失。

 

　　第二種刀則名曰「勸告」，像朋友圈魯迅的父母。這種刀通常閃著善意的光芒。基於對上一種刀的描述，這種善意似乎是有必要的，是抵擋上一種刀的盾。然而它只是長得像盾的刀，若是聽從勸告而閉了嘴，結果與乾脆挨「舉報刀」砍也沒什麼兩樣。持此刀者會聲稱這是為了避免更鋒利的「舉報刀」的傷害，卻未曾想挨刀本身就是一種戕害，就像太監勸人自宮一樣，再溫和也可笑。

 

　　勸告者並不總是某些個體，可以說我們的文化就熱衷於揮「勸告刀」。俗語曰「沉默是金」、「禍從口出」，孔子提倡「訥於言」，「三緘其口」為褒義，「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卻是貶義，這正是我們的文化在勸人閉嘴。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心理學家費斯廷格（Festinger，1954）說，人會本能地參考身邊的人的做法來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以庫利（Cooley，1992）為代表的社會構建主義者認為，人是由初級群體塑造的，人的特性在人際交往中被構建。所以我們的文化教化出許許多多沉默的群體，而當人與沉默的群體交往，沉默也會變成他的特徵。比如我，雖然大多數時候贊同朋友圈魯迅的觀點，卻鮮少在公共場合為他發聲。可見第三種刀正是「沉默」本身。沉默的成本是如此之低，卻能獲得對群體的認同感，以及得以免於迫害的安全感；由於是間接「殺人」，沉默者還無需承擔告密或勸告的負罪感。一個人聲嘶力竭地發聲，能喚起零星幾人一同出聲已是萬幸；而只需要保持沈默，便可輕鬆使得更多人沈默。

 

　　沉默像冠狀病毒，凡是有人之處便迅速傳播。特立獨行如朋友圈魯迅，也還是感染了。病毒殺人並非一步到位，有個由輕症到重症的過程；沉默也是如此。朋友圈魯迅已經幾次擴大朋友圈的屏蔽範圍，再擴大就只能讓立場與其完全一致的朋友看朋友圈了。福柯（許與袁，2001）說，話語即權力。我想應當補充一點：能被人聽到的話語才是權力。當話語只給立場一致的人聽，其功用就等同於復讀機，話語的權力已然被剝奪，也就沒有什麼發出聲音的必要。

 

　　至此，已經可以宣告朋友圈魯迅的死亡。

 

　　朋友圈魯迅和魯迅本人的區別，大致有三條。一是是否接受親友的善意。我相信魯迅也有朋友勸他不要再發表危險言論，魯迅卻並未因此緘默。而人總是很難拒絕朋友的善意，由此可見不應在「朋友圈」做魯迅，因為「朋友圈」中畢竟還有「朋友」。二是時代不同。互聯網的發展實現了更快的思想交流，卻也為更嚴格的審查和舉報提供便利。如今的中國，言論的邊界比百年前是更窄了，沉默的好處就更大了。三則是能否喚起更多的追隨者，這考驗到作者的筆力，顯然朋友圈魯迅比魯迅本人略遜一籌。

 

　　中華大地上沉默者的比例如此之大，即使我們最樂觀地假設，現在一個魯迅級別的人物可以感召一千萬人，也需要五十個魯迅才能撼動國民的三分之一，勉強絞碎這樣浩瀚又偉岸的沉默之網，讓人們「在沉默中爆發」。

 

　　然而我們總是無法期待一個時代有這麼多魯迅，更無法期待這麼多魯迅都不納友人之諫、不被舉報封殺。於是「朋友圈魯迅」在幾把刀的圍剿下，到底是「在沈默中滅亡」了。

 

參考文獻

Cooley, C. H. (199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許寶強與袁偉（譯）（2001）。《話語的秩序》（原作者：Michel Foucault）。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原作出版年：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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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文章老練辛辣，對中國今天的言論思想審查，有獨到犀利的觀察和批判。從「告密」到「勸告」再到「沉默」的三把刀比喻，層層遞進，有新意有見地。

（周保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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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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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此殊榮很意外。承蒙各位評審老師的賞識，感謝恩師徐霞女士的指導。謹以拙作致敬戴着鐐銬的舞者們。